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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望调研丨乡村振兴实施至今，有哪些变化？

　　乡村振兴新脉动

　　文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菁 高皓亮 秦宏

　　文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菁 高皓亮 秦宏

　　制图丨肖模浩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深入中部农业大省江西省部分地市，蹲点调研乡村振兴一年来的发展变化，同时联合江西省统计部门对16个农业大县100个村的2000户留守村民、1378名外出务工农民以及100位村支书开展问卷调查。

　　通过大量面对面访谈和专业数据分析，“数”读乡村振兴、“据”透“三农”家底：在“经营村庄”新理念下，无论是农民还是村级集体经济的“家底”，不仅更厚实了，而且构成更趋多元；乡村发展新变量涌现，互联网成串起一二三产做大做强家底的关键纽带；而公共服务城乡一体、新村新风等“软件”配置升级，成为新村聚新人、夯实家底的力量源泉。

　　多元增收夯实家底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6%。与之相比，江西省为6.8%，家底绝对值增加，除传统农作、务工收入外，增加了创业收入和资产性收入。

　　“在家就能把钱挣了。”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城厢镇黄埠村沙坝仔村民李松连夫妻过去在外从事餐饮行业，丈夫做大厨一月可赚4000元，妻子做杂工月收入不到3000元。2018年夫妻俩返乡，把长年空置的农房改造成农家乐、民宿。

　　江西省2017年提出，力争到2020年底，村级集体经济年收入超过5万元的达到全省总数的80%以上，基本消除“空壳村”。百名村支书问卷调查显示，受访的100个行政村中，去年近一半村集体收入在6万~15万元之间，近三分之二收入高于5万元。

　　赣州市委组织部的统计表明，2016年，赣州市3469个行政村，平均每村集体经济收入4.28万元，无集体经营性收入的“空壳村”1675个，占比48%，收入5万元以上的村占比不到10%。而到2018年，所有村集体经济都实现5万元以上年收入，平均16.43万元。

　　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搞乡镇企业发展集体经济，到依靠现代经营模式壮大集体经济。记者发现，这一轮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更多来自盘活村集体资产，以集体资产租赁、流转或折价入股等形式获得稳定资产性收益。

　　抚州市广昌县长桥乡上凡村2018年10月成立旅游合作社，村集体以基础设施投入入股，占51%股份，到今年春节时就收入2.2万元。铜鼓县三都镇东浒村7个合伙人牵头筹资500万元注册公司发展乡村旅游，村集体以村里的古樟、古桥、古祠堂等入股，占30%股份，其中10%为村集体收入，另20%归全体村民。

　　“像经营企业一样发展村级产业。”赣州市会昌县文武坝镇古坊村村民邹士荣原在东莞经营一家鞋厂，2015年回村牵头成立古坊村富民生态农业合作社并被推选为理事长，他和本村在外做生意的几个村民筹集500万元，打造集采摘、休闲、旅游、零售、餐饮等为一体的新农村田园综合体。2018年，合作社被评为省级示范社。

　　互联网“加速度”

　　走进铜鼓县大塅镇公益村游客接待中心，展柜中摆着“汤里红”“赣峰云雾”“有机白茶”等各式包装精美的农产品。“和最初只卖茶青相比，加工成成品利润至少能翻3倍。”公益村村支书李琦舰说，从只卖茶青到做成贴有自己品牌的产品，中间只因加入了一个合作社。

　　把一家一户小农生产以合作社、股份公司等形式组织起来，向规模化、品牌化、市场化转变，拓宽产业大道，为市场提供更高附加值农产品，日益成为村民和村集体夯实“家底”的共同选择。

　　互联网成为政策红利之外，推动乡村变化的又一新变量。山溪村是宜春市万载县双桥镇的一个小山村，3200多人的村里拥有220名电商从业者，通过“专业店铺+农产品基地”“专业店铺+经纪人+农户”的方式，应用电商平台将村里面的脚板薯、冬笋、刀豆、黄精等农产品和中药材送到山外，年销售额达到2000万元。

　　互联网成为串起乡村一二三产融合的关键纽带。37岁的钟凌云所在的大家族在深圳经营富士康配套产业，但他却回到老家铜鼓县大塅镇，流转3200亩土地成立了“花浒林泉”公司。他的经营思路是，通过观光农业和休闲旅游吸引游客前来，现场体验公司的土法榨油、野笋加工等食品，最终培育公司农产品的核心消费者。

　　“即便游客人不再来，但通过电商这条路，产品销售就不会断线。”钟凌云认为，关键在于把产品和体验做好。

　　囿于赶集销售的乡村农产品要抬腿迈进大市场，还有其他诸多制约因素，其中人、钱、技术三项最关键。超过9成的受访村支书希望在产业启动资金、涉农贷款方面给予支持。超过7成的受访村支书希望提供常态性产业技术培训指导。

　　乡村人口回流

　　记者采访了解到，以教育、医疗为核心的公共服务资源配备，以互联网基础设施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完善，成为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农民选择留在乡村或返乡的重要因素。曾经的公路、邮路、电路“老三路”，正逐渐被4G“网路”、快递物流“路”、娱乐康健“路”等“新三路”所替代。

　　透过问卷可以看出，未来5~10年，乡村依然是多数农民生活区域的选择，打造宜居宜业乡村、实现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仍然是农民期待重点。

　　“在人口较集中的集镇和行政村统筹建设居住点，集中配置公共服务资源，才能让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最大效益。”浔溪乡是江西抚州市南城县的一个山区乡镇，下辖8个行政村，55个村小组。有的行政村户籍人口1200人，但长期在村中居住的只有20多人。

　　修水县马坳镇黄溪村是“十二五”和“十三五”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村，近10年来，当地陆续将这里15个村小组中的11个村小组2000多名村民，集中至统一规划布局的中心村，路、水、电、网、学校、生活服务设施建设齐全。黄溪村村支书徐万年说，这一布局不仅全面改善了村民居住环境，而且为村庄节约土地800多亩，为村庄统筹规划发展农业、加工业、服务业奠定了基础。

　　随着居住条件改善、产业发展、人口回流，黄溪村小学的学生规模已由最少时不到63人恢复到目前的320多人。

　　“新风”引领风尚

　　问卷调查显示，乡村振兴一年来，红白喜事大操大办、人情支出等方面负担进一步减轻。

　　赣州市委宣传部对全市6县开展乡风文明专题调研发现，当前乡村红事酒席一般在10~15桌左右，在家做酒席平均花费300~400元一桌，在酒店一般400~500元。白事摆酒普遍比较简单，一般只请内亲，不超过10桌。随礼方面，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一般在100元以内。

　　“群众自治组织创造性开展工作，有效破解了移风易俗没有抓手的难题。”抚州市广昌县委宣传部部长洪斌介绍，县里头陂镇西港村符某弟兄俩自己住好房，85岁的母亲和患有精神疾病的弟弟住在破旧土坯房里，靠低保度日。当地创新推出“榜单”乡风文明管理办法，经村移风易俗理事会评议，两人被确定为村里首例“黑榜对象”张榜公布，弟兄俩脸上无光，也感受到舆论压力，去年两人共同出资为母亲和弟弟建了新房。

　　地方党委政府也对社会不良风气主动“亮剑”。针对部分地方老人住老旧、不安全房屋而儿女住新房的现象，赣州市去年发起“不让老人住老房”专项整治活动，曝光反面典型，并在惠农政策、贷款业务等方面给予不孝人员制约，目前已登记988名不孝人员，811人已整改到位。

　　集聚老党员、老教师、老干部、老战士、新乡贤等各方力量的理事会，成为组织发动群众的新平台。赣州市会昌县庄口镇龙化村一度是县公安局挂牌督办的“赌博”村，在赣南日报社工作的肖荣祯等在外的本村年轻人觉得“名声”难听，主动作为，自发组织高校学生暑期进村支教、举办重阳敬老节等活动，如今村里赌博的行为越来越少。LW

　　农村变革涌现三支生力军

　　文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刘菁 高皓亮 秦宏

　　制图丨肖模浩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研发现，近一年来，乡村形成了以新生代农民创业者、看好乡村投资新空间的市场主体、农业产业工人为主的三支乡村振兴生力军。尽管数量占比还不很高，但他们加速了“经营乡村”的步伐，成为激活乡村变革一池春水的关键力量。

　　本土创业崛起

　　近日，本刊记者联合统计部门在江西抽取了100个村的2000户留守农民开展入户调查。调查数据显示，当前选择留在农村不外出务工的农民比例，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0个百分点以上。乡村新留守群体与过去的“386199”留守群体截然不同，其中的一批本土农民创业者正在涌现，很快成为乡村变革最可依靠的本土生力军。

　　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文武坝镇古坊村是“十三五”贫困村。2016年前，这个有242户1300多人的村庄，四五百青壮年几乎全部外出务工。近两年来，90%的外出务工年轻人开始返乡就业。

　　古坊村村支书邹连生掰着手指头算：村本级合作社有蔬果水产多个产业，管理队伍有20多个本村年轻人，还有20多人每天固定到产业基地上班，平时基地需零工80多人。外来资本在村里流转土地种植花卉苗木，每天用工也要三四十人。“村里的就业空间比前些年大多了，留在家乡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自然就多了。”

　　当初离开家乡进城务工，是为了讨生活。如今主动返乡，瞄准的则是乡村振兴带来的发展机遇。江西省抚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徐文勤说，早些年，农业部门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农民参加技能培训。如今，根据留守农民群体扩大的情况，可以分别开设致富能人、村级组织和新型经营主体等多个培训班次。

　　在赣州市全南县南迳镇古家营村，刘苏良和胡跃清这对“80后”农民把养殖竹鼠玩出了新花样。一个站在前面拿着摄像机拍、一个抓着竹子喂竹鼠，两人以“华农兄弟”为名，把村里的生产生活场景拍成视频上传到哔哩哔哩等多个网络直播平台。按一对种苗每年收入2000元计算，两人目前共养殖500对竹鼠种苗，一年能赚上百万元。两人在各大直播平台上拥有近600万名粉丝，粉丝量相当于全县人口的30倍。已有视频APP和这对“网红”农民签约，给两人带来另一笔稳定的收入。

　　问卷调查显示，“80后”返乡农民和父辈相比，更擅长从盘活土地、房屋资源中获得资产性收益。

　　乡村成投资热土

　　乡村振兴一年间，基础设施的改善最为明显，既为农业集约化生产提供了基础，也开拓了投资新空间。

　　记者调研发现，近一两年来，大型央企、民企下乡越来越多，亿元投资规模已不是稀罕事，尤其是一些大型企业将科研、生产、物流、销售等整条产业链带到农业农村。2018年，央企中铁中基供应链集团有限公司在抚州市东乡县投资兴建万亩猕猴桃基地，目前已完成投资1.6亿元，建园3000亩。

　　在已经土壤改良的基地内，记者看到，中铁中基不仅根据猕猴桃种植的要求集中投入建设高标准农田，还引入中科院研发团队在基地内建成猕猴桃组培与快繁工厂以及全程可追溯体系。“集团利用自身铁路、公路干线运输优势，将这里的猕猴桃纳入‘一带一路’农产品供应链。”抚州中铁中基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钱平说。

　　中铁中基东乡县猕猴桃基地采取“全产业链分利”模式，东乡县红星垦殖场以土地经营权入股，除土地流转收益外，还享受10%的基地产销分红。基地周边的5个村正整村组建合作社参与基地运作，2000多户流转土地的农户也可享受10%的分红，与中铁中基形成利益共同体。

　　赣州市信丰县是赣南脐橙产业的发源地，2005年因黄龙病砍除大量果树，果农对脐橙产业一度失去信心。2016年，农夫山泉将信丰确定为高端果汁加工基地，建成农夫山泉信丰工厂。2017年底，农夫山泉再投资6.6亿元，在信丰县安西镇流转5000亩土地建设标准化脐橙种植产业园，园内设有苗木科研院和苗圃园。

　　信丰县委书记刘勇说，赣南脐橙年产量约100万吨，农夫山泉信丰基地的产能设计就达20万吨。该基地提振了当地农民恢复脐橙产业的信心，全县脐橙种植面积从2012年28.7万亩跌至2015年的13万亩后，现在已回升达到15万亩。

　　面对市场投资主体对乡村振兴的热情，一些地方政府尝试以财政小投入撬动社会大资本。赣州市会昌县选取小密乡作为试验区，打造以花卉、美食为特色的现代休闲观光农业产业，规划投资12.5亿元，其中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约2亿元，引入多家社会企业投资10.5亿元。

　　“曾经对工业、城市建设项目开绿灯，现在对乡村项目建设开绿灯。”小密乡党委书记肖胜平介绍，县里对试验区相关项目审批实行“一事一议”原则，小密乡引进花卉产业，灌溉水源不足，要实施一个山塘水整治项目，按照原来的流程至少要一年才能完成。但在试验区，企业8月投资，12月份项目已经完成。

　　农业工人壮大

　　记者调研发现，伴随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水平提升，农业工人群体逐渐扩大，成为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积极力量。

　　在中铁中基东乡县猕猴桃基地，猕猴桃种植流程设计为标准的工厂式流水线操作。当地村民邬青山负责其中的修剪枝条环节，与过去单家独户种田不同，他现在无需承担天灾或市场风险，在获得土地流转收益和分红的同时稳定地获得工资性收入。

　　江西省宜春市靖安县高湖镇高湖村古楠村小组共有52户、228人，有耕地368亩。2012年，村里按每户1万元入股，与村集体合资成立公司，经营全村耕地，9个村民成为公司工人，负责管理所有农田。

　　随农业生产集约化、规模化出现的农业工人，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曾经古楠村的水田种植水稻亩均利润三四百元，如今种植有机果蔬和水稻后，亩均利润达到三四千元。2018年，古楠村每位村民分红4200元。

　　种粮大户凌继河于2010年组建了江西绿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生态水稻和大米加工经营为主体，员工270多人，多数过去都是农民。他们有的分配到南昌、抚州、萍乡等地负责水稻种植，有的负责技术和生产社会化服务，有的负责销售。2018年，该公司管理有3.8万亩水稻，员工年终奖总额达到518万元。

　　过去，“农民”既是户籍身份又是职业身份，后来出现的“农民工”是按人口来源界定的从事二产的人员，享有五险一金等各类职工保障。随着农业规模化经营出现的“农业工人”群体，不少已经将自己的土地进行长期流转，他们既不同于散户经营的农民，也非当前的二产工人有较完善社会保障。记者调研发现，当前农业工人的权益保护尚待完善。例如，有的社会资本集中连片流转土地、完成现代农业设施改造、然后“反租倒包”给农户，价格竟高于农民之前流转土地的价格，个别社会资本还要求反租农户承担经营风险，自己成了旱涝保收的获利方，没有实现资本与村集体和农户多赢的目标。LW

　　三千农民的乡村愿景

　　文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菁 高皓亮 秦宏

　　制图丨肖模浩

　　日前，《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联合统计部门对江西省2000名在家务农农民进行入户调查，通过村级微信群对1378名在外务工农民进行线上问卷调查。调查数据显示，务农与务工农民群体对乡村振兴一年间的感受和对乡村未来的期冀各有异同，但大多都对未来五到十年乡村就业创业和生活抱有良好愿景。

　　对乡村整体变化，相对务工群体，在家务农的农民群体对村庄变化的感受更明显。调查中6成务农农民认为所在村庄变化大，38%的受访农民认为变化不大。在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提高方面，务农群体的切身感受更为强烈。

　　一盼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无论是在家务农还是在外务工农民，都对环保设施完善、4G网络信号覆盖、物流快递进村等家乡新型基础设施完善感受明显。网络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代表，“互联网+农村”更是为“以旅带农”提供了更多空间。

　　“游客回去后，还会下单订购我们的农产品。”江西余江县“灵溪小镇”是位于当地杨溪村的以休闲娱乐和果蔬采摘为主的农旅项目。负责项目运营的鹰潭东瑞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育平说，公司开发有手机APP，既可让游客在农旅小镇自助消费，又为游客以后远程下单购买小镇的果蔬提供了渠道。

　　在家务农群体对乡村产业发展变化也更有切身感受，特别是对农田水利建设加强和农业生产技术升级的变化感受明显。

　　与务农群体相比，在外务工农民群体对所在村庄的产业发展变化感受不大，34%认为产业发展变化较大，47%认为发展变化一般，19%认为变化不大。

　　问卷调查显示，务农群体和务工群体对所在村庄变化不大的方面感受大体一致，认为所在村还缺乏可持续发展产业的支撑，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如农产品储藏、初加工、冷链物流等推进不够迅速。

　　今年5月，江西省农业农村厅下发文件，年内将继续选择近2万个自然村组，每个村点安排财政专项补助资金30万元，用来改善村内道路、厕所和住房条件，实施村庄洁化、绿化、亮化、美化等整治建设。

　　二盼改革红利提升收入空间

　　随着村容村貌的改观、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以及农业新业态的拓展，选择在村里居住和计划返乡就业创业的农民趋多。

　　人回流，为当地带回了务工农民在沿海学到的管理经验及生产技能。江西赣州于都县岭背乡东坑村村民李小华原在东莞企业做管理工作，现在回乡创业为香港企业代工，用工80余人，2018年销售额1050万元。

　　在江西明月山风景名胜区温汤镇水口村，乡村旅游火了，村里土地、房屋和农产品也跟着大幅增值。仅民宿和农家乐的农房年租金，三年间就由一栋三千元提高到三四万元，全村人均收入2018年增至一万多元。水口村村支书刘平华说：“我们的定位就是做城市的休闲村。”

　　然而，数据调查显示，当前能获得资产性收益的农户只是少数。不在村里常住的外出务工家庭，多数农房仍空置，未有效盘活利用，一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红利还没有明显体现。

　　值得关注的是，受访的务工农民群体绝大多数从事的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也总体上决定了今后务工农民群体的工资收入水平，无法获得显著提升，且未来随着年龄增大，面临“被动退城返乡”问题。

　　赣州市大余县近年来坚持对农民分层施教：对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的农民，开展月嫂、保洁等技能培训；对接受能力较强的年轻农民，开展计算机、电工、钳工等培训；对有学历和一定阅历且有创业意识的学员，开展创业培训。河洞乡河洞村贫困户杨桂秀经过培训，在村里的竹制品加工厂找到了工作，每月收入一千多元。

　　三盼全方位支持返乡就业创业

　　受2018年部分行业企业经济形势影响，外出务工农民群体2019年返乡就业创业意愿增强。从长期看，也有8成以上务工农民愿意返乡发展。

　　特别是创业启动资金、农产品销售体系构建、办企优惠政策、劳动力培训等方面的扶持，是促成务工农民返乡创业的愿望变为行动的重要因素。缩小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提高农村医疗、教育水平和覆盖率也将是促成他们返乡的重要因素。

　　“坐在课堂上讲用处不大，培训班要开到农业产业基地上去。”在江西宜春市铜鼓县大塅镇公益村村支书李琦舰看来，村里发展养蜂产业，得益于县劳动部门、农业部门举办的五六次专题培训班。村民养蜂过程中遇到难题，找到村支书给专家打电话，第二天他们就能过来查看指导。

　　6成受访务工农民群体希望未来5~10年内能在户籍所在县的县城拥有商品房，近四成希望在务工地拥有商品房。无论是在家务农群体还是在外务工农民群体，都希望公共服务资源更多地投向行政村或中心村。白天在村里务工，晚上或周末住在乡镇，正成为很多农民的新选择。LW

　　一个村庄的反向融合之路

　　文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菁 秦宏 高皓亮

　　“从外地来的人都以为我们这是城镇，实际上我们也确实像城镇。”

　　走进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株良镇路东村，这个以校具产业闻名的小村庄，让《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眼前一亮：两公里长的宽阔主干道两旁，餐饮、服装销售、超市等店铺林立，供电、公安、交警、邮政、农商行、税务等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派驻机构穿插其间。

　　▲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株良镇路东村全貌 元明辉摄

　　路东村村支书李国良告诉记者，四十年间，路东村从一个偏远山区的“木匠村”发展成全国闻名的“校具村”。这个一二三产兴旺、生产生活全面繁荣的新型村庄的发展之路，可以给处于发展中的更多乡村带来哪些启示？

　　按城镇标准建设村庄

　　深入路东村，记者看到，除了沿街而设的服务业店铺，居民区和生活服务区连接紧密，村庄布局规划错落有致。在居民区中除了普通的独栋民房，还有楼层较高的居民楼，居民区内小学、幼儿园、卫生所、食品站、菜市场一应俱全。在居民区旁边，集中分布着校具贸易企业、物流企业以及加工企业，还有木材、钢材等原材料市场。

　　李国良说，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村内出现过一波校具企业发展潮，伴随产业发展，村内人口大量增加。从那时候起，村里就对用地参照城镇标准进行长远规划，形成了今天的局面。

　　路东村目前常住人口5300多人，比一河之隔的镇所在地人口还多。5300人中，有3500多人来自本村之外。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多样化，从事种植业、商贸业、校具课桌加工业、运输业的都有，年人均纯收入达12000元。

　　除了村庄布局像城镇，这里村民的生活和享受的各项福利待遇，也与城镇相差无几。这里拥有全镇第一个孝老敬亲基金会，拥有本村户口的年满60岁、80岁、90岁的老人，可享受不同额度的补助；村民患病，村里会发放慰问金。

　　村里建有党员电教室、农民阅览室、老人活动室、卡拉OK歌舞厅等教育娱乐设施，组建了秧歌队、腰鼓队、青年舞蹈队等群众文艺团体。“与城市唯一不同的，可能就要数这里的村民即使穿着皮鞋还会下田。”李国良笑着说，国家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其他大部分村庄相比，路东村应该算是初步振兴的新型农村。

　　产业强则村庄兴盛

　　深入了解路东村的发展历程，会让人对这个村刮目相看。

　　改革开放之初，株良镇虽然素有“木工之乡”美誉，路东村也是家喻户晓的“木匠窝”，村民却很穷。路东村发展校具产业，正是在这种“穷则思变”的背景下萌芽的。

　　“那时候村里穷，三五个会点木工手艺的村民，就背着工具箱到江浙去‘游走卖艺’，以改善生活，这其中就有我哥哥李国才。”李国良告诉记者，1979年，他们到了江浙一带，开始是上门入户修桌椅家具，后来发现学校是“大客户”，开始偶尔加工课桌椅。

　　“先行者”通过良好口碑赢得越来越多学校的生意，获得了整校整校的定制课桌椅订单，也带动更多村民从事这一行业。这让他们萌生了在木材资源丰富的家乡发展校具产业的想法。

　　80年代初，路东村在老村支书李应龙以及李国才带领下，从浙江温州买来切割板材的机器，盖起一个个小作坊，开始创业之路。“刚开始做木质的，有学校为了安全要求钢材料加固，他们就去浙江永康定货，去学校安装。后来发现并没有太多技术含量，就自己做起了钢质校具。”株良镇党委书记陶志诚回顾说。

　　随着产业的一点点壮大，原材料采购、成品的运输、课具企业运行等方面存在的资金、物流、用地等问题，逐渐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

　　转机出现在1998年，当时修建昌厦公路，根据施工要求需要在沿途布置一些供电、交通管理站、养护中心等机构。“别的村庄不愿拿出地供这些单位使用，但路东村通过村民决议，决定以几乎为‘零’的象征性补偿，将这些机构引入村庄落户。”李国良说，后来证明，单位来了，外地人就来了；人多了，发展就更快了。路东村根据发展需要，陆续引进了邮政、信用社、交警、税务以及银行等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派驻机构。

　　伴随上述“引进”，校具产业迎来了快速发展期。如今路东村已有校具加工个体户120多户，原材料、加工、贸易物流等注册企业近30家，年产值4000余万元，并且产业链在不断延长，销售面也在不断拓展。在路东村村委会的一面墙上，有一张特殊的中国地图，上面密密麻麻全是黑点，每一个黑点代表着村里校具加工产业在外省市开设的一个“销售窗口”。

　　“人多了，需要的公共基础设施水平就提高了。”李国良说，这些年以来，路东村一边发展校具加工产业，一边不断完善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村内的道路、农贸市场、居民休闲广场、小学和幼儿园不断在改建扩建。

　　路东村还紧紧依托课桌加工、种养和汽车运输三大主导产业优势，着力壮大村集体经济，先后办起了手机套厂、针织厂、课桌加工厂等8家村办企业，走出了一条以课桌加工为主体、多业并进的村集体经济发展新路。二产、三产的发展也为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村民，腾出了发展空间。目前，路东村仍有200多名村民从事种植、养殖业，生产经营方式呈现规模化、市场化的趋势。

　　产、村、人良性循环

　　城乡基础设施上的差距，一直是制约乡村产业发展和留住发展人才的最大瓶颈。过去由于工业和城镇发展需要，不少地方更多地把城镇化理解为城市化，乡村人口尤其是年轻人大量流向城市，农村出现“空心化”。从城乡融合振兴乡村的角度看，专家指出，路东村的反向融合之路可以成为一个参考案例。

　　采访中，一些基层干部认为，在推进城乡融合、重塑城乡融合关系、实现城乡互补发展的过程中，应统筹安排公共服务资源下沉到产业发展基础较好的村庄，实现“产、村、人”三者良性循环。

　　“促进乡村振兴，一方面要引入产业和企业进入乡村，另一方面应该考虑怎么借助产业发展，形成资源和发展机会集聚的局面。”南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刘兆全说。

　　专家指出，更值得借鉴的是，在产业和村庄发展的每一步上，路东村都有前瞻性的规划和举措，通过特色优势产业集聚人力、公共服务等要素进村，以产聚人又以人兴产兴村，实现村庄产业多元化、人居环境优良化和公共服务城镇化，最终形成了“产、村、人”的良性循环。

　　路东村的校具产业还带动了整个株良镇和南城县的校具产业发展。目前，南城县生产的校具产品畅销20多个省区市，市场份额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多。南城县还建立了涵盖10多个国家的校具国际营销网络。LW

　　刊于《瞭望》2019年第22期